​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象思维、系统思维和变易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神等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急剧变化，学术思想交流融合，科学技术相互促进，古代医家在丰富的医疗实践基础上，以气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为认识论，汲取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零散的医疗经验整理归纳，使中医学理论体系逐步系统化、规范化，以阐释病因、发病和病机，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

（1）社会文化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形成了道、儒、阴阳、法、墨、兵等诸家。各种学术流派相继产生、学术争鸣与交流，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如中医学生命理论深受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认识的影响；医者修身与医德的形成深受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念与进取精神的影响等。

（2）科学技术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冶炼、酿造等方面的诸多创新，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如天文学的宇宙观为天地人相关整体医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了中医学对生命活动、疾病认识的理论和实践。

（3）医药实践基础 人类自从有了生产活动，就开始了医疗活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癥”“疥”“蛊”“龋”等病名和“耳鸣”“下利”“不眠”等症状的记载，还出现了“疾目”“疾耳”“疾鼻”等以人体器官命名的病名。《殷墟书契》甲骨文“疾年”的记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殷人疾病考》曾指出殷人所记录的疾病已有16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活动更加丰富，先秦文献《山海经》中对疾病的记载增加到了38种，如“疽”“痹”“风”“瘕”“疫”“呕”“聋”“腹痛”“咽痛”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期著作《五十二病方》以52种疾病进行分类，提及了103个病名。除此之外，《诗经》《尚书》《周易》等十三经文献中也有诸多的病证记载。可见，当时对疾病的认识已较为深入。

当时的医家们在医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药物学知识，《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药物就有植物矿物和动物等不同种类，共有247种。《淮南子》《诗经》《山海经》等著作中也有丰富的药物学资料。在医疗过程中，医家们还创造了针砭、艾灸、醪醴等治疗方法。

从《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的记载可见，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初步的医学分科和专职从医人员。《左转》记载的医和、医缓即是当时著名医生。

这些丰富的医疗实践为中医学理论知识的总结归纳及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4）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哲学渊源，尤其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并融入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赋予重要的思维方法和说理工具。如气一元论的万物本原论思想，为中医学整体观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阴阳学说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的系统论思想，对中医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借鉴当时自然科学先进技术原理和方法，在丰富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众多医家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1）《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本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集众多医学家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编纂而成，是对先秦至西汉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书中汲取了秦汉以前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重要成就，从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多方面深入探讨和阐释了生命现象，总结和归纳了西汉前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内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阐释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详细论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人体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等生理功能分属于五脏，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创立了经络学说，阐述对机体的网络调节作用，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奠定了藏象经络理论的基础；在疾病防治上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病因、发病、病机及疾病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中还设专篇讨论了医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规范，《素问·疏五过论》提出了诊病“四德”，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进行了规范。《素问·征四失论》专门批评了医生精神不专与学业不精所造成的过失，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2）《难经》 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约成书于东汉，传说为秦越人所作。在《内经》的基础上，该书论述了生理、病机、诊断、病证、治疗等方面的医学问题，其中，对脉学特别是“寸口脉诊”有较详细而系统的论述和创见；对藏象理论中命门、三焦以及经络理论有所阐扬和发展，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3）《伤寒杂病论》 张机（字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经晋·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金匮要略》以脏腑论内伤杂病，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科、外科的40余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处方、用药等都有详细记载。《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对外感、内伤疾病的辩证纲领和治疗方剂，故后世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伤寒论·自序》中，张仲景立志做能解除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表现了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世尊称张仲景为“医圣”。

（4）《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成书于东汉，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搜集、整理、总结药物学经验成果的精华，全书载药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药无毒，主益气；中品之药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之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根据中药功效将中药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为中药学“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书中明确了“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将药理学与病机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中药组方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医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理、法、方、药（针）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学理论不断创新，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医学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进步。

（1）《脉经》 晋·王叔和著，成书于3世纪，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卫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象鉴别；提倡“寸口诊法”，明确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推动了寸口诊法的普遍应用。

（2）《针灸甲乙经》 晋·皇普谧著，成书于259年，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全书系统阐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证与操作方法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3）《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 晋·葛洪著，成书于东晋时期，为中医学第一部临床急症著作。书中对外感热病、传染性疾病、皮肤病、疮疡外科及骨伤科病的论述，反应了当时临床医学的进步。书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声渍，绞取汁，尽服之”以治寒热病及各种症状的记载，屠呦呦受此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为全世界防止疟疾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之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4）《诸病源候论》 隋·巢元方著，成书于610年，为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诸证之末多附有导引法，对疾病的调护起到指导作用。

（5）《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唐·孙思邈著，成书于652年和682年，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腑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辩、食治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证诊治等内容，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提出“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备急千金要方》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古方，对方剂学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世尊孙思邈为“药王”。

2.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颇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临床各科学等发展迅速，医药著作大量刊行，开始有国家组织编撰刊行中医药学著作，并开始研究处方、成药、经络腧穴的规范化。

北宋·钱乙（字仲阳）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系统论述了小儿体质、病机及治疗特点：体质“血气未实”“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治疗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钱乙重要贡献在于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脏腑证治，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临床实践。

南宋·陈言（字无择）著《三阴极——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结合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突破性创新，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字守真，后人尊称刘河间）：主张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为“寒凉派”。代表著作为《素问玄机原病式》（1182年）。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力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为“攻邪派”。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1224年）。

李杲（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派的创始人张完素，力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为“补土派”。代表著作为《脾胃论》（1249年）。

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称朱丹溪）：力倡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为“滋阴派”。代表著作为《格致余论》（1347年）。

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1368—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温病理论源自《内经》，至明清臻于成熟，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瘟疫论》，创“戾气”理论。提出瘟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相互传染，形成广泛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又有一定联系。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温热论》，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u、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对温病理论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善长内伤杂病治疗，《临证指南医案》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之论，完善创新了络病学说。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阐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对温病理论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主张“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王士雄（字孟英，号潜斋，晚号梦隐），著《温热经纬》《霍乱论》等，以《内经》和《伤寒论》理论为经，取叶桂、薛雪等诸家之说为纬，明确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重视审同察异，灵活施治，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理和辨证施治理论。

明清时期，在整理已有医药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

明·李时珍（字东壁，晚号濒湖山人），著《本草纲目》（1578年），该书总结了明以前历代医药家在药物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和药物理论，载中药1892种，分为16部60类，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同样，此书在世界医药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17世纪末，《本草纲目》即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以后又先后被译成日、英、德、朝鲜等多国文学，传播世界，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一书，论脉颇为精辟，易学易用，为脉学门径之书，流传甚广。明·徐春莆著《古今医统大全》（1556年），辑录230余部医籍，为著名中医学全书。明朝王肯堂著《证治准绳》（1602年），以临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方证为主，为著名中医学临床医学丛书。清·陈梦雷等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723年），分类编排文献注释、基础理论、分科证治、宜家传略、艺文记事等，为著名中医学类书。清·吴谦等著《医宗金鉴》（1742年），临床各科理法方药歌诀俱备，为太医院的中医学教科书。

清·王清任（字勋臣）著《医林改错》（1830年），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近代与现代（1840年以后）

近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人，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整理和总汇前人的学术成果，如20世纪30年代曹炳章（字少廉）、恽树珏（字铁樵）、张锡纯（字寿甫）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提出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如唐宗海著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医学汇通的代表作。

现代（1949年以后），中医学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为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成就斐然。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创建中医学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血淤与活血化瘀”“络病理论”“体质学说”“方剂配伍规律”等创新科研成果指导临床实践与产业化发展，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凸显；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和产品开始全面走向国际；以“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为基本原则，推动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永恒主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为中医学传统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求，是中医学新观点、新理论、新技术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在学术发展中不断传承和创新的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必将为造福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